于洪君：准确把握中日关系大势，推动两国关系稳定向好
中国与日本地缘关系相近，人文历史相通，经贸关系密切，但由于多方面原因，双方积怨甚多，利益冲突明显，相互关系复杂。不过，中方始终认为，日本是中国一衣带水的重要邻国，也是对全球经济拥有一定影响的主要经济体。今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50周年，中日双方有必要加强联系与沟通和交流，深化交流与合作，共同构建适应当今世界发展大势、适应地缘政治环境变革的新型中日关系。
一、日本的综合国力评估与未来发展动向
日本是个岛国，幅员有限，人口近1.3亿，居世界第11位。由于主体民族大和民族占98%以上，国民凝聚力和向心力相对较强。19世纪60年代实行明治维新后，攫取外部资源的野心与抢占世界市场的能力与日俱增，对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威胁也越来越大。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二战后，日本被迫转入和平发展轨道，凭借教育强国和科技创新，很快成为发达国家 ，成为七国集团中唯一的非欧美成员。
日本自然资源严重匮乏，但制造业非常发达。二战后20年间，经济增长率长期保持在8%左右，1968年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1998年起，日本经济开始衰退，GDP连续下滑。2010年被中国超越，经济总量退居世界第三。尽管如此，日本的教育、医疗、科研水平仍居世界前列。在泰晤士高等教育发布的2020年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日本位列第二，拥有20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目前，日本在电子技术、生物技术和新材料技术等领域，拥有不逊于美国与德国的较大优势。全球前十大半导体设备生产商，美国有4家，日本有5家。超高精度机床制造，日本遥遥领先于欧美。工业机器人作为先进制造业不可替代的主要装备和手段，核心技术基本掌握在日本手中，产量占世界一半以上。航天技术和外太空领域，日本人也有竞争优势。此外，不可忽视的是，尽管经济多年来持续低迷，但日本国民仍享有较高生活质量，社会治理水平仍为世界称道。
基于强大的经济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持续膨胀且日渐不满足于当下所处的国际政治地位。右翼势力力图抛弃和平宪法，建立所谓“正常国家”的政治诉求，被强加给整个社会。2007年，日本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专守防卫”政策生变。2013-2018年间，安倍内阁相继通过新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力量整备计划》，提出多维联合防卫力量构想和打造陆海空天电网“跨域作战”目标。此时，改变和平宪法规定的非战权，使日本成为拥有战争权的“正常国家”，成为安倍政权的主要施政目标。这些新动向，理所当然地引起了中国和国际社会的高度警觉。
2020年，新冠疫情席卷日本，日本经济与社会双双遭遇重创。社会严重“老龄化”、劳动力长期短缺、GDP连续负增长的严酷现实没有改变。各党派的政治斗争，包括自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依然十分激烈而复杂！但这一切，并没有使日本陷入美国式的政党恶斗和社会极化，也不意味着日本的经济科技会出现历史性衰败。中方没有低估日本综合实力和发展潜能，没有忽视日本对亚太乃至全球事务影响力。这是中方认识和处理中日关系的基本出发点。
二、日本对外战略取向与对华关系走势
二战后相当一段时间，日本的对外关系，特别是对华关系，完全追随美国。因此，1971年以前，日本全力配合美国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直到1972年中美关系松动后，日本才与中国实现邦交正常化。
中国出于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理念，出于推动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战略考虑，一开始就积极谋求中日关系正常化。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代领导人，为深入开展两国“民间外交”，其中包括经济往来与人文交流，做了大量工作，留下许多佳话。1972年两国建交后，特别是1978年和平友好条约缔结后，中日关系出现持续改善、全面发展的良好势头。政治上平等相待、文化上相互开放、经济上务实合作，一时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旋律。1995年，村山首相发表讲话，承认日本曾经走上发动战争的错误道路，郑重表示日本要吸取历史教训，不再重犯过去的错误。
但是，中日关系中的结构性矛盾依然存在。这些矛盾，既包括日本侵华战争造成的历史积怨，也包括有关钓鱼岛主权和东海大陆架划分引发的领土纠纷，同时还包括日本亲台势力追随美国破坏中国统一大业制造的各种问题和冲突。尽管如此，中方仍坚持认为，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是搬不走的邻居，一直积极致力于扩大和深化双方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在中方大力推动下，1999年，中日韩确立了三国合作机制。由于日方原因，三方合作一波多折，但中方积极推动，外交、科技等10多个部长级会议机制运行有序。自2007年起，中国成为日本最大贸易伙伴。
2010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社会失落感增强。所谓的钓鱼岛“国有化”，使两国关系急剧转冷。双方贸易、投资、财金合作严重受挫。2011年两国贸易额达3429.9亿美元高位，此后连续5年下滑。201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达73.8亿美元，此后亦连续4年下跌。从这时起，日方以日美同盟为战略依托，以亚太地区为重点区域，广泛介入地区和全球事务，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对日本在国际舞台上发挥建设性作用，乐见其成，但对日本试图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无法认同。中日关系出现新的矛盾和分歧。
从2017年起，中日关系开始改善。双方贸易和直接投资出现两年正增长。双边贸易额2018年恢复至3276亿美元，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恢复到38亿美元。2019年，习近平主席赴日参加G20大阪峰会，两国领导人就发展务实合作达成十点共识。这一年，中国赴日旅游人数大幅反弹，达959万人次，对日本旅游业的复苏做出重要贡献。
2020年，中日关系受到中美关系恶化的严重影响。日本右翼政客提高了反华调门。安倍政府动员在华日企回流、限制中国留学人员、加强日美安全合作、参与打造遏制中国的印太联盟、在台湾、南海等问题上与美国沆瀣一气，两国政治关系再受伤害。但是，当新冠疫情持续蔓延、成为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威胁时，两国人民守望相助的朴素情感得到了自然释放。中日互利合作重新出现良性发展势头。双方贸易额达到3276.6亿美元，同比增长8.1%。日本对华投资累计1119.8亿美元，在中国利用外资国别排名中，位居第一。2021年，中日贸易额为3714亿美元，同比增长17.1%。中方自日进口总额为2055亿美元，同比增长17.7%。今年上半年，受新冠疫情、日元贬值等多种因素影响，两国贸易额又有下降。目前，日本在中国贸易伙伴排行榜中的位置，已经降至第五位。这一点应当引起双方的高度重视。
三、稳定中日关系的战略目标和近期工作
当前及可预见的未来，日本政局将保持总体稳定，对外战略和周边政策不会有颠覆性改变。在涉台涉港涉南海等事关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右翼势力仍会频频出格。中方应敦促日本现政府恪守“永远邻居”的理念，共同就稳定和改善两国关系做好如下工作：
（一）适时安排高层交往与对话，加强政治互动与互信。
领导人直接对话，对于引领国家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岸田就任首相后，中国领导人及时致贺，阐明中方对日政策核心理念，充分展示了中方的善意和建设性立场。9月29日，中日领导人就两国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高度评价当年实现两国邦交正常化的重大政治决定，一致表示有必要共同努力维护和平共处，效果良好。今后，两国关系如果持续和缓，可互邀对方领导人往访，利用高层互动，就两国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其他问题开展广泛对话。还可适当利用G20、APEC等多边机制，适时安排高层接触和对话，共同向国际社会展示双方愿共同推进睦邻友好关系的善意。议会、政党、地方政府、执法机构、高等院校、智库媒体、民间组织等其他层次和形式的交流与对话，应统筹安排，全面展开。
（二）提高公共外交质量与水平，努力改善两国关系的民意基础。
双方要分别引导本国社会各界，特别是致力于中日友好的媒体、智库和民间组织，研究总结双方开展民间外交、以民促官、以经带政的历史经验。要充分利用东京论坛、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中日友好交流会议等民间沟通机制和二轨对话平台，强化两国人民互有所求、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意识，形成扩大交往、深化合作、互惠互利是共同责任与使命的新共识。要把新形势下的民间外交和公共外交，打造成两国关系回春转暖的“助推器”、平稳运行的“稳定器”、缓解摩擦的“减震器”。要特别重视两国人文交流的质量和水平，补足双方人文领域合作的短板。
（三）保障经贸关系稳中有进，推动科技合作走向深入。
中日两国均面临国内经济结构调整、对外经济关系重组的共同问题，但双方经济上互补性大、互依性强、互求度高的基本特点没有改变。加大对两国经贸工作力度，落实双方2019年大阪共识，在维护全球价值链、节能环保、绿色低碳、数字经济、物联网、机器人、生物工程等领域开展合作；在应对老龄化挑战、推进乡村建设、建设现代农业、发展现代服务业以及防灾减灾等各领域开展共同研讨，相互学习和借鉴；要共同推进科技创新合作，采取切实措施，鼓励和支持两国公司联合创新，为双方科研人员进入对方机构、参与科研活动提供便利。
（四）不断提升互利开放水平，共创区域合作新局面。
近年来，经济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普遍受挫。日本虽未陷入封闭发展的狭隘思维，但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建树有限。在当前中日双方仍然互为重要贸易伙伴、日本参与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已经生效的新形势下，双方应加快两国自贸区谈判进程，落实三国领导人达成的中日韩合作未来十年展望，首先将公共卫生合作、确保三方产业链供应链总体稳定、优化应急管理和社会治理等新议题纳入中日韩三边合作范畴；日方应理性对待中方推动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在亚洲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第三方市场合作等方面，采取更具建设性的立场。
（五）严防结构性问题持续升温，管控新的矛盾和纷争。
亚太地区是中国与日本发展利益、安全关切高度交织的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大国战略博弈的重点地区之一。日方应在历史问题上端正态度，在钓鱼岛等问题上保持克制，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等敏感问题上谨言慎行。日方要明白，防卫政策不当调整，势必严重影响中日两国关系；放弃和平发展之路，实现所谓军事安全政策“正常化”，将对两国关系造成难以料想的消极后果；日方参与美国印太战略，融入北约东扩进程，跟随美国打造孤立中国的所谓芯片联盟乃至印太经济框架，后果不堪设想。双方都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管控分歧，既要防止出现新的结构性矛盾，也要防止已有的矛盾和争端激化升级。
总而言之，中日两国要相互尊重，平重相待，始终恪守和平共处、睦邻友好的原则立场。双方的相关部门和机构，要相向而动，彼此协调，克服障碍，扎实深入地做好各种形式的友好交往，包括“一带一路”框架下的人文交流。要通过广泛深入、友好坦诚、讲求成效的交流合作，提升双方政治互信，促进民心相通相亲。要在努力把握当今世界发展大势的基础上，妥善应对两国关系以及国际事务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和挑战，使中日关系最大限度地保持在健康稳定、持续向好的轨道之内，为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促进共同发展与进步、完善全球治理并推动人类文明互鉴，做出新的贡献。
相关阅读
于洪君：中国共产党对外关系的经验和启示
于洪君：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这个问题上别无选择
于洪君：中美两国人文交流与合作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或缺
于洪君：借鉴历史经验 做好对外传播
于洪君：乌克兰当代政党政治的由来与演变（1989-2004）
于洪君：从乌克兰撤侨看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常态化行动
于洪君：俄乌军事冲突是俄罗斯与美西方博弈的战略性安排
于洪君：大变局下看乱云飞渡，未雨绸缪当把握先机
于洪君：关于中国与南亚国家共建公共卫生共同体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于洪君：任由风云多变幻，休戚与共做典范 ——写在中埃两国建交六十五年之际